何謂“精神”？就字源來講，“精”是細微之義，“神”是能動的作用之義。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就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定文化創造出來，并成為該文化思想基礎的東西。
中國文化豐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單純的，而是一個包括諸多要素的統一體系。這個體系的要素主要有四點：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其中“天人協調”思想主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決人自身的關系，即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系；“和與中”的思想主要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包括民族關系，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倫關系；而“剛健有為”思想則是處理各種關系的人生總原則。四者以“剛健有為”思想為綱，形成中國文化基本思想的體系。
“剛健有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戰國時期的《周易大傳》已見成熟。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是一個系統，其綱領“剛健有為”思想也自成系統。
粗略地看，《周易大傳》提出來的“剛健有為”思想包括“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兩個方面。《彖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體運行，永無已時，故稱為“健”。健含有主動性、能動性以及剛強不屈之義。君子法天，故應“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也就是努力向上，絕不停止。《周易大傳》所說的“剛健”，還有“獨立不懼”、“立不易方”之義，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還有老子“自勝者強”之義。
《論語》有一段對話：“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這是說，要做到剛毅不屈，欲望就不能太多。由此可見，剛強不屈不僅意味著一種對抗外部壓力的能力，也意味著一種對付來自本身弱點的能力。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也就是《周易大傳》所謂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就是使心專一不放逸，就是控制自己對外來刺激的反應并加以抉擇，“義以方外”就是使行為皆符合道德原則。
《彖傳》又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即順，“地勢”是順，“載物”就是包容許多物類。君子應效法大地的胸懷，包容各個方面的人，容納不同的意見，使他人和萬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周易大傳》認為，健是陽氣的本性，順是陰氣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陽健是居于主導地位的。自強不息是自立之道，厚德載物是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引申。可見，剛健有為的思想以自強不息為主，同時包含厚德載物的系統。
《周易大傳》所說的“自強不息”或剛健還含有“剛中”“及時”“通變”等引申的原則。《周易大傳》提出：“能止健，大正也。”據高亨考證，“能止健”當做“健能止”，“能”讀為而。“健而止”即強健而不妄行，可止則止。《周易大傳》認為，強健而不妄行，不走極端，是大正即最合乎中道的品德。《周易大傳》又提出：“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又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所謂“進德修業”、“終日乾乾”即“自強不息”。所謂“及時”、“與時偕行”，即以自強不息與永恒變化的客觀世界保持一致。《周易大傳》不僅從自強不息引申出“及時”即順應變化潮流的原則，而且將這個原則與“中”的原則結合起來，稱為“時中”。“時中”即隨時處中。在《周易大傳》看來，所謂“中正之道”，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生活行動也必須隨時間的變化調整，按當時的情況確立標準。
《周易大傳》還認為，“天地革而四時成”，世界的流變是通過一系列變革、革新形成的，人要與時偕行，也必須“通變”、“革命”。這樣，它又從及時的原則引申出“通變”、“革命”的原則。《周易大傳》有一句至今膾炙人口的話，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發展到不能再發展的地步，通過變革或革命，原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局面，就會一變而為“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就是“通”，也就是“通則久”。
總之，《周易大傳》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中、及時、通變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剛健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則體系。由于《周易大傳》在古代一直被視為孔子所作，這些思想的影響很大，在鑄造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作為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剛健有為”精神，其具體表現或凝結的文物、制度、風俗可謂俯拾皆是。以文學人物形象而言，《列子·湯問》中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魯迅筆下“每日孳孳”的大禹，都體現了自強不息的精神，他們不過是被魯迅稱為“中國的脊梁”的無數英雄豪杰的寫照，而這些形象又反過來激勵千百萬中國人民奮勇直前。以文學藝術題材而言，從古至今無數騷人墨客所吟詠、所描繪的青松、翠竹、紅梅、蒼鷹、猛虎、雄獅、奔馬之類，也都體現了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如果有幸到漢代民族英雄霍去病將軍墓前看看那些雄渾粗獷的石刻，就會被漢代英勇豪邁的氣概所折服，如果舍得花一點時間讀一讀唐人悲壯慷慨的邊塞詩，將不難懂得唐朝的繁榮昌盛是靠什么精神力量支持的。以制度風俗而言，只要翻一翻歷史，人們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農民起義、農民革命何其多，改朝換代何其多，變法革新何其多，而把“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通變”當做變革和革命的理論根據或旗幟的又何其多。
厚德載物精神和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一樣，也是中國文學藝術的重要主題。北宋哲學家程顥說：“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可以說為中國的以山水花鳥蟲魚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的一般主題做了詮釋。厚德載物精神見于制度、風俗的也很多。早在戰國時期，就已有了“仁民愛物”、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思想和制度。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據《周禮》等文獻記載，周代對各種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都有明確的限制規定，這叫“山虞澤衡，各有常禁”。這種限制措施的意圖，據后世儒者解釋，一是保證“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二是防止“物失其性”，即要使萬物各遂其生。這種制度和思想見之于民間風俗，就是一種反對“暴殄天物”的習慣，如中國農民對糟蹋糧食的行為深惡痛絕。漢唐時期，中華民族對域外和少數民族的文化產生極濃厚的興趣，大力搜求，廣泛吸收。從名馬到美酒，從音樂到舞蹈，從科學到宗教，無不兼容并包，其氣度之閎放、魄力之雄大確實令人贊嘆。這是厚德載物精神在對待外來文化方面的表現。
【作者為我國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國學大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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