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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是《信訪工作條例》正式實施一周年，信訪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親自倡導并帶頭下訪接訪群眾，形成了一系列好經驗好做法，被稱為“浦江經驗”，其內涵和價值值得深入挖掘。

“浦江經驗”直擊信訪工作難題。信訪工作曾被基層干部稱為“天下第一難事”。根據筆者的觀察和體會，其至少有三個難。

一是識別難。重復信訪的群眾起初多少有一些道理，但由于個別地方的矛盾源頭化解不到位，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有理訴求與無理訴求交織、理性表達與非理性因素并存的尷尬局面。通俗地說，“傷風咳嗽”硬生生拖成了“疑難雜癥”。

二是協調難。藥到方能病除。信訪問題是全局問題的綜合反映，因此信訪工作絕不是信訪局一個部門的工作。例如征地拆遷往往就涉及自然資源、住房和城鄉建設、城市管理等部門，還可能有法院等司法機關參與。信訪局和信訪干部在推動化解時處于直面群眾的第一線，導致這個原本不直接產生矛盾的部門反而成為矛盾的聚焦點，有時候顯得力不從心。

三是根治難。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矛盾與經濟發展往往相伴而生，企業改制、征地拆遷、市場秩序、鄰里關系等矛盾糾紛愈來愈復雜。有的矛盾今天解決了，明天又可能以新的由頭和形式出現；有的矛盾本身還沒解決，次生問題就出現了。因此，要抓準和解決信訪事項的“病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三個難，給信訪工作提出了高要求。2003年至2006年，習近平同志深入浙江基層，“變上訪為下訪”，催生了浙江一個“雷打不動”的制度——在習近平同志倡導下，全省、市、縣各級領導進一步把信訪工作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各級黨政“一把手”親自抓信訪，帶頭搞下訪，一級帶著一級層層抓落實，達到了改善干群關系和加強基層治理的好效果，有效有力化解了這些難題。

“浦江經驗”的精髓要義。相比一般的信訪工作，變群眾上訪為領導下訪，可以細致地識別和診斷問題；同時變被動應對為主動擔當，真抓實干地化解風險。這些做法背后蘊含著獨特的基層治理密碼。

首先是“快”。《信訪工作條例》規定，信訪人采用走訪形式提出信訪事項的，應當到有權處理的本級或者上一級機關、單位。處理事項有法定流程，處理需要花費時間，這客觀上會讓一些基層矛盾在逐級反映過程中拖大。領導下訪和誠懇傾聽，正好彌補了這一點。進一步而言，只有不拖不等，才能讓群眾安心留在當地，不把事情鬧大，進而與有關部門商量解決問題，達到“人要回去，事要解決”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下訪并不意味著主要領導事必躬親，而是起到示范帶動作用，引領各部門及時回應群眾訴求，這與黨的群眾路線是一致的。

其次是“聯”。信訪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因此各級黨委政府都設有信訪工作聯席會議，開展統籌協調。領導主動下訪基層，既意味著更大的協調和推動力度，有助于發現體制機制的深層次矛盾，也有助于解決個案背后的帶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矛盾和問題，而不單單是滿足群眾的某個特定訴求。例如2003年9月18日當天，習近平同志率省直15個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市、縣黨政主要領導，大家共接訪436批，當場解決了91個問題，留下許多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這種領導干部“組團”到一線看真問題、想真辦法甚至觸及一些部門真利益的做法，有助于從制度層面防范同類問題發生，建立起長效機制，真正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再就是“實”。根據筆者觀察，個別信訪群眾即便簽署了息訪罷訴承諾書，多年后依然可能就同一事項上訪。這種現象的出現，有群眾的因素，也有工作的不足。信訪工作講究情理法的統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化解信訪事項需要設身處地和換位思考，把推動解決實際問題與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結合起來，把保障群眾權益與打開群眾“心結”結合起來，把暢通表達渠道與規范表達渠道結合起來。因此，要堅持依法依規依政策，講究方式方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告之以法，真心真情為信訪群眾辦事，說到底是做到了“實”。

把“浦江經驗”有機融入調查研究。在新時代新征程中，不論是高質量發展、高品質生活還是高效能治理，其復雜性都遠超以往，根本上在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向往也更加強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筆者在觀察中發現，年齡大的來訪群眾往往關注具體利益訴求的解決；相比而言，“90后”和“00后”明顯更懂法律、更講權利、更重程序。為此，我們不能滿足于終端矛盾糾紛的化解，還要把工作向源頭權益保障延伸。換言之，真下真訪民情，可以更好地拓展群眾的知情和反映渠道，進而保障其參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權利，從根子上理清矛盾風險點，這可能是信訪工作的新增長點。

信訪工作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是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晴雨表。因此，鑒于基層的治理復雜性，不僅需要干部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對策提實，還需要從理論化、制度化、法治化等多維度深化發展。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時，“浦江經驗”給干部下基層明確了方向——既要實心實意地回應一件件具體的利益訴求，又要關注社情民意，著力發現各種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提出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